停车架：从“自行车王国”到“共享单车王国”

物以载情，物以载道。

物件和品牌的价值不只在商业，它更是种情怀，凝结着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；也是一个个载体，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迁。

林林总总的物件在令人们的生活由黑白变为彩色的同时，也蕴含了深刻而富有意义的改革话题。

没有住房制度破冰，就不会有第一栋商品住宅楼；没有消费方式革新，就没有中国第一张信用卡的诞生；没有民营经济的春天，就不会有联想电脑、TCL等品牌的横空出世；没有对外开放，也就没有皮尔卡丹、松下、IBM进入中国……

摄影家王文澜在《自行车的日子》中曾以“流动的长城”形容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出现的自行车流，调侃称“如果你想让人们惊讶一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自己不会骑自行车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南京路上市民或推或骑着老式“二八”自行车。

1984年自行车购买券现身山东滨州。

1984年，上海，光新路，自行车人潮。本版图片/视觉中国

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，自行车除了代步与负重运输功能，更寄托着人们的情感和对快乐的追求。

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私家车得以普及；互联网兴起，自行车的空间和市场不断被挤占，凤凰、永久、飞鸽……这些老牌自行车渐渐成了一个个记忆中的符号，现实中的车厂也纷纷引入民营资本进行体制改革；再后来，环境、能源等问题不断凸显，“最后一公里”交通难题待解，共享单车浪潮顺势出现，骑行运动人群日渐增多。

如今的“自行车新王国”，更接近绿色、健康的骑行文化本质。

“三大件”之首70-80年代的家庭梦想

自行车传入中国最晚不超过19世纪60年代，1868年11月24日出版的《上海新报》记录了上海街道出现的几辆自行车，称“即中国行长路，客商尽可购而用之，无不便当矣”。不过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自行车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仍属于奢侈品。

结婚的时候没有“三大件”，这是王封（化名）和妻子在青年时代的遗憾之一。

出生于河南某三线城市的王封已经年过六旬了，年轻时他是当地国企的工人。在那个年代，国企职工算是一份收入体面、受人羡慕的工作。尽管如此，对于王封这样的工人来说，“三大件”也是昂贵并且难以买到的。

“三大件”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自行车。

作为既能解决“刚需”出行问题，又便于随时彰显家庭经济实力的物件，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对自行车的重视程度远超三大件中另外两样：手表和缝纫机。

王封依稀记得，三十多年前，他和妻子杜鹃（化名）结婚时，每个月工资30块。而当年一辆自行车的价格在100元左右，如果买永久、凤凰、飞鸽这些当时的“大牌”，价格更贵。这大约相当于他们这种中部城市一个普通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。最关键的是，除了价格之外，凭票供应的现实让自行车极度稀缺。

最终，婚礼中出现的最值钱物件是一套蒸锅。杜鹃如今回想起来都仍然觉得遗憾。记忆中的那场婚礼因为没有自行车而显得不够完美。

在婚后的一年，王封和杜鹃终于实现家庭梦想、拥有了一辆飞鸽自行车。这一时期的自行车仍然未能放开票证。“当时物资紧缺，购车票是按级别配置的，我们厂一千多人一年也就只有四五张票。”杜鹃回忆起那辆车的来之不易。“当时是我公公配置的车票给了我们。”

回忆里的这辆车高大、精致，漆黑锃亮，铃铛会发出悦耳的脆响，而细密的车条银光闪闪。夫妻俩对这辆车爱护备至，经常骑着擦洗干净的车在厂里转悠，享受同事们羡慕的眼光。

转眼三十年过去，作为那家老牌国企的双职工，王封和杜鹃已经老去，他们双双退休，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，建立家庭，买车买房。

王封和杜鹃走到了一个他们年轻时难以想象的时代。曾经无比珍贵的自行车不仅早已不能代表财富，甚至不知不觉间也被他们自己的家庭淘汰。

当年那辆永久已经从全家的生活里消失，但围绕那辆车的青春记忆和家庭记忆至今难忘。一些珍贵的生活节点和片段，那辆自行车成了重要的见证者。杜鹃说，买车那会儿自己刚刚怀孕，丈夫经常会骑自行车带着“娘俩”，在每个周末去公园游玩。

取消票证 自行车进入百姓家

66岁的田振江在北京骑行圈有“元老”之称，家中收藏了16辆老牌自行车车还在使用，并组织多场骑行比赛。上世纪70年代，自行车凭票购买。17岁的田振华东拼西凑70多块买了一辆二手飞鸽牌自行车。“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”，但仍然很兴奋。

如今他讲起自行车史如数家珍。改革开放前，“我们参加比赛只有普通的二八车可以选择，因为凭票供应，车厂产量有限，一些专业用车仅供职业选手”，田振江说，改革开放后，人们生活好了，自行车产量也大了，更多车型涌现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1981年5月，国务院召开全国日用机电产品工作会议，决定大力发展自行车、缝纫机等十种日用机电产品的生产。1984年7月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报告，要求扩大优质自行车生产，3年内做到名牌车敞开供应，取消票证。

田振江回忆，1985年金狮厂生产了一批面向普通人的变速车，365块一辆。这个时期，买自行车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，自行车进一步在国人中普及。开放票证两年后，1986年，全国自行车产量超过3200万辆，平均一秒钟就有一辆新自行车出厂。新华社曾报道，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５亿辆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自行车王国”。

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理事长、飞鸽集团前副总经理龚孝燕曾对新华社谈到，计划经济时期，自行车还达不到真正的社会需求。改革开放后，自行车产业进入蓬勃发展期，开始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也是在这一时期，各地的自行车厂想方设法进行技术升级，开放的国门也给了这些厂家向外学习的机会。公开资料显示，1980年后，天津自行车链条厂、脚蹬厂、飞轮厂分别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热处理设备，这使得天津的自行车零件热处理工艺在当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。街头也已不再是“黑骑军”的天下，轻便车、女装车、彩色车开始出现。

出生于北京的摄影师王文澜好拍自行车，他曾感叹，“当你置身其中（车流中），会感到这像是在血脉中运行，热热闹闹，轰轰烈烈。”1989年，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时，收到的国礼就是两辆飞鸽自行车。据飞鸽方面后来介绍，分别为当时的新产品823型和824型男女车。

共享经济下的“自行车”之战

改革开放给老牌自行车企业和行业带来了辉煌，也送来了挑战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生活方式的变革，私家车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三大自行车厂纷纷进入低谷。

除了市场冲击外，天津飞鸽方面曾公开表示，当时，车厂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也已经不适应对这个行业的管理了。

在大环境变革的冲击下，“自行车王国”盛况能够再现吗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答案是否定的。一位在北京朝阳区北苑家园附近修车30年的师傅对记者表示，近年来业务不断在减少，过去一个月能挣五六千，现在的收入不到3000，自己目前修的主要是老人车和童车。

不过，在长达十几年的“沉寂”后，自行车行业现在出现了新的可能性。近年来，随着共享单车浪潮的袭来，“自行车王国”的盛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。

凤凰、飞鸽与永久这些老牌车厂开始纷纷拥抱新浪潮。除了与共享单车企业“结盟”之外，永久则推出了自己的共享电踏车。凤凰自行车去年在120周年华诞时对外宣布与ofo达成战略合作，同时发布了全新时尚复古车与新款共享单车。

不过，共享单车企业如今也面临野蛮竞争、国内投放趋于饱和等问题，上海凤凰近日发公告称，子公司凤凰自行车与ofo双方交易量较500万的预期完成率不足四成。
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共享单车出现的新问题是合作的传统车厂需要面对、经历的一个阶段，但共享单车的兴起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中国的骑行人数，这或许是一个好现象。

骑行社交服务平台“行者”提供的数据显示：2016年中国骑行运动市场规模约为300亿元，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0%。按照此速度推算，未来四到五年该领域就将形成一个千亿规模的消费市场，骑行消费的加速升级也为老牌车厂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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